第1228期

2019.09.05.全市法院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

嘉宾介绍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孙欣
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单云娟
宣传处处长 李祥亮
徐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处处长 张兴旺

视频简介

2019年9月5日的发布会由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孙欣、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单云娟、宣传处处长李祥亮、徐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处处长张兴旺发布。主要内容是全市法院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典型案例发布。

提问·互动

发布会实录

发布会开始。


全市法院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



新闻媒体界的各位朋友:

      大家好!

      首先,感谢大家对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徐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长期的支持和关心。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及视察徐州重要指示,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委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决策部署,完善营商环境法治体系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共建和谐诚信的市场经济秩序,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大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意见》及《关于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结合工作实际,市中院与市工信局联合建立了“民营企业风控典型案例发布厅”工作机制。现将有关工作情况向社会各界进行发布。

      全市法院在处理涉民营企业纠纷案件中,始终坚持平等保护理念,充分尊重和保护民营企业的意思自治。依法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升市场经济活力。依法加强股东权利保护,推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大对违约、失信等行为的司法惩戒,严厉惩处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行为。通过司法裁判,引导民营企业遵守法律,诚实守信,依法履约。

      (一)打造高质量司法,护航高质量发展

      围绕我市2019营商环境提升年工作要求,全市法院主动对标市委中心工作,着力打造“1+4”司法服务保障模式,即成立由院长任组长的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组建工作联络、审判执行、诉讼服务、综合保障4个小组;制定全市法院2019营商环境提升年“强化执法办案”“优化司法服务”“转变司法作风”“延伸司法职能”四个专项行动方案,不断深化执法办案与营商环境建设、民营企业保护相融合,努力实现审判执行与营商环境建设、民营企业保护双促进、双提升。

      (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提高审判工作效率

      深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工作,优化审判组织运行机制改革。为深化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进一步提高审判整体质效,市中院于今年成立速裁庭,全市法院也相继成立速裁审判团队。市中院速裁庭根据个案特点,自主选择调解或者裁判的处理方式,能调速调、当判快判。今年上半年,速裁庭新收案件1101件,4名员额法官人均新收案件275件,已结案904件,结案率达到了82.1%,人均结案量达到了226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建立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认真贯彻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决议》,依托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探索诉源治理模式,市中院分别与市工商联、市侨联建立民营企业纠纷诉调对接、涉侨纠纷多元融合式调处机制,与市人社局建立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机制,着力推动诉调对接、裁诉衔接工作。推动驻人民法院“一站一室”实体化运作,去年以来化解各类纠纷7529件。

      (三)妥善处理涉企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干扰民营企业合法经营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不断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全面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严格规范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刑事诉讼涉案财产处置,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严格区分个人财产和法人财产。审慎适用财产强制措施,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安全,禁止超标的、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最大限度减少司法活动对涉案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做犯罪处理,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安全。

      (四)保护企业知识产权,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主导作用,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惩治力度,鼓励民营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诉讼证据规则,探索建立证据披露、证据妨碍排除等规则,合理降低民营企业的维权成本和维权周期。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成本,对制假源头、重复侵权、恶意侵权和群体侵权,提升侵权赔偿数额。加大对重点领域产业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权益保护力度,增强民营企业创业创新活力。

      (五)强化企业破产保护,健全企业退出机制

      依法开展民营企业破产审判工作,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建立完善企业价值识别机制,强化破产保护意识,对于具备经营价值和市场潜力的民营企业,积极引导适用破产重整、和解程序,综合运用债务减免、债务延期、债转股、引入投资者、经营结构调整等方式,帮助民营企业恢复生机;对于确不具备再生价值的企业,依法进行破产清算,推进“僵尸企业”及时出清,有效释放土地、设备等市场资源。建立我市破产管理人协会,推动企业破产工作“府院联动”机制建设,促进完善破产企业税收优惠、企业信用恢复、民生保障等政策措施,保障民营企业重返市场。

      (六)构建执行长效机制,开展专项执行行动

      今年,全市法院将涉民营企业债权案件作为工作重点,加速推进涉民营企业债权案件执行,深度推进执行案件繁简分流,推广泉山法院“一次有效执行”工作机制,切实做到对简易案件“一次有效执行”,集中力量攻关疑难复杂执行案件。开展涉企执行专项行动。综合运用各种执行强制措施,加大对抗拒执行、规避执行、干预执行行为的惩治力度,及时有效维护民营企业胜诉权益。通过各种载体公布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形成有力的威慑态势,优化执行效果。对已经履行生效裁判文书义务或者申请人滥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及时依法依职权或依申请予以屏蔽、撤销,帮助被执行民营企业或企业家恢复信用。

      (七)积极延伸司法职能,强化法治宣传工作

      深入开展以“法进万企”司法调研、“法企同行”司法宣讲、“一院一策”精准服务、民企诉讼“绿色通道”、民企纠纷多元化解、“双联双促”党建平台为主要内容的“法惠民企”专项行动,积极回应企业司法关切,共同促进法治营商环境提升,共同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截至7月底,市中院共赴企业开展现场办公走访63次,收集问题75条并已全部解决,受到90家民营企业的肯定。不断加大对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宣传力度,及时公布执行服务民营企业的典型案例经验做法。加强以案释法工作,通过司法白皮书、典型案例、司法建议等方式,切实发挥司法裁判的教育、引导和规制作用,积极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舆论氛围,引导民营企业家理性投资、理性维权。

      各位朋友,今后,市中院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奋力打造高质量司法,支持我市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为我市打造全国一流营商环境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谢谢大家!



全市法院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10大典型案例




案例1:赵某某诉A公司、李某、吴某某公司决议纠纷案

      裁判要点

      在未通知股东参加股东会,也无证据证实该股东委托或授权他人签字,亦未得到股东追认的情况下,公司其他股东伪造其签名的行为侵害了其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民营企业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是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首先要切实维护民营企业家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增强其投资积极性,形成平等有序充满活力的市场秩序。本案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角度认定伪造股东签名的股东会决议无效,保护了作为公司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符合《公司法》的立法宗旨和本意。

      基本案情

      A公司成立于2008年2月22日,系自然人李某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某,李某认缴出资额500万元,实缴出资额500万元。

      2013年10月17日,A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某出具关于转让个人股份相关事宜的说明一份,内容为:本人因不能按时偿还他人借予的资金,决定将个人在A公司注册资本的40%即200万元股份作价300万元转让给赵某某。自本人收到赵某某购买股份款之日起,赵某某即享有A公司40%的股份,工商登记变更一并办理完毕。后李某与赵某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日,A公司召开股东会,就公司类型及股东名称作出相应变更,工商局发出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赵某某主张其派人实际到A公司参与管理约半年时间,后吴某某(李某的妻子)不让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2014年6月3日,A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载明会议通知时间为2014年5月15日,2名股东全到,召集人李某,决议内容为:1、免去李某执行董事职务,选举吴某某任公司执行董事。2、免去吴某某公司监事职务,选举李某任公司监事。3、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加到1000万元,新增加的500万元全部由股东李某以货币方式出资。持赞同意见的股东人数2人,占全部股权的比例为100%。该决议下方全体股东处有李某、赵某某签字。同日,A公司章程修正案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后为1000万元,修订后的股东及出资情况为:李某出资1000万元,其中1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08年2月14日,其中2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0年10月14日,其中5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34年10月1日,占投资比例的80%。赵某某出资2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0年10月14日,占投资比例的20%。吴某某作为法定代表人在章程修正案中签字。同日,工商局发出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庭审中,赵某某主张从未参加过该次股东会,会议决议中“赵某某”三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对此李某、A公司、吴某某均予以认可。

      2015年11月20日,A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1、赵某某自2013年10月18日至11月8日共分四次累计已支付李某300万元股权转让款,赵某某享有A公司40%的股份。2、鉴于股东经营理念不同,A公司一直由李某一人自主经营,赵某某未能参与经营。3、根据目前驾培行业受益情况,李某同意自2014年10月起每月25日前支付赵某某12万元,其与公司盈利或公司出现的亏损均由李某享有或承担。4、如李某不能按时足额支付赵某某每月12万元,则赵某某有权对外转让公司股份,李某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

      赵某某诉讼来院,请求判令2014年6月3日A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并将A公司工商登记恢复到原始状态。

      A公司与吴某某主张形式上看李某与赵某某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但结合2015年11月20日A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看,实质是赵某某出借300万元给李某,李某用其所享有的A公司的股权作为一种让与担保,李某擅自变更股权、对公司注册资金进行增资及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本质上侵犯的不是赵某某的股东权利。

      法院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本案中,A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A公司虽然于2014年6月3日作出了股东会决议,并依据该决议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等事项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但赵某某作为该公司股东,并未接到通知要求参加股东会,且会议决议中“赵某某”三字并非赵某某本人所签,公司通过伪造股东签字而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侵犯了股东依照真实意思表示发表意见的权利和股东权益,该股东会决议应属无效。A公司、吴某某关于本案实为借款关系,李某转让股权的行为系股权让与担保的主张,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法院裁判

      确认A公司于2014年6月3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关于赵某某诉请将A公司工商登记恢复到原始状态的问题,因不属于民事诉讼管辖范围,赵某某可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

      法官提示

      股东会系有限责任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作为股东会意志体现的股东会决议应当由符合法律规定的召集人依照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召集全体股东依照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议事规则进行决议而形成,其对公司的存在、运行和发展至关重要。当前,由于公司治理不规范、股东法律意识淡薄,尤其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在实际控制公司后,与小股东意见不一致,就有可能通过伪造股东签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该行为严重动摇了公司治理的基石,破坏了公司正常的运行秩序。实践中,公司应严格遵守《公司法》的规定,确保每位股东享有均等参会与表决的机会,切实注重保护公司小股东的合法利益,切实提高防范风险和规范治理的能力。

     

案例2:胡某某诉A公司、秦某某股权转让纠纷案

      裁判要点

      秦某某将其持有的A公司8%股权转让给胡某某并签股权转让协议,A公司其他股东对秦某某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予以书面同意,并放弃对以上股权的优先购买权,该股权转让协议应为合法有效。A公司依法应向工商登记机申请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秦某某亦负有协助胡某某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

      基本案情

      A公司于2011年8月10日设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设立时的股东为吴某某(持股33%)、李某某(持股20%)、郑某某(持股20%)、秦某某(持股13.5%)、马某某(持股13.5%)。同年12月26日,郑某某退出A公司。A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变更为:吴某某持股38%、李某某持股35%、秦某某持股13.5%、马某某持股13.5%。2012年3月14日,A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再次变更为:王某某持股20%、李某某持股15%、刘某某持股5.5%、李某某持股26.5%、秦某某持股8%、马某某持股10%、B公司持股15%。

      2012年5月9日,A公司召开股东会议,A公司全体股东参加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秦某某将其在A公司8%股权转让给胡某某,与会其他股东放弃对以上股份的购买权。次日,秦某某与胡某某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对价为80万元。

      2017年10月19日,A公司在扬子晚报刊登缴纳出资催告函,主要内容为: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后胡某某已履行秦某某应对A公司的股东出资义务,但秦某某始终未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且下落不明。为解决工商变更登记问题,如秦某某继续主张自己是A公司股东,希望秦某某自催告书见报后的五日内履行出资义务。如不主张自己是股东,希望秦某某自催告书见报后的五日内配合胡某某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如不在本催告书指定期间办理上述手续,本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出处理。

      庭审中,胡某某申请A公司股东马某某、李某某出庭作证。二人对秦某某将其股权转让给胡某某、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A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该股权转让的事实予以确认。

      法院认定

      胡某某对受让秦某某股权的事实提供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秦某某虽未到庭,但根据A公司2012年5月9日《股东会决议》及A公司股东马某某、李某某的证言,能够证实秦某某将其持有的A公司8%股权转让给胡某某,对此股权转让A公司其他股东均予以同意,且A公司对该股权转让的事实也予以确认。据此,上述证据能够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相互印证,对该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A公司其他股东亦同意转让,该协议应为合法有效。秦某某将其股权转让后,应负有协助胡某某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其未能履行此等义务,现胡某某诉请其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A公司对胡某某取得涉案股权无异议,故依法应向工商登记机申请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案中A公司亦同意协助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本院予以确认。

      法院裁判

      秦某某、A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协助胡某某将秦某某持有的A公司8%股权变更工商登记至胡某某名下。

      法官提示

      本案涉及的问题是:1、投资者在购买有限公司股权时如何保证交易的合法性。2、在购买股权后,公司应履行哪些变更记载和登记义务;如公司拒不履行,投资者应如何维权。上述问题在股权投资交易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对此,应注意如下事项:

      一、股权转让的合法性。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该转让合同的生效要件为:1、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或其他可以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2、不损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因此,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提出的购买条件应优于股东的购买条件或股东明确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该股权转让才能有效。

      二、股权转让后,如公司应履行哪些变更记载和登记义务;如不履行,投资者应如何维权。引发本案纠纷的原因即在于A公司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那么,股权转让后,公司应履行何种变更行为。根据公司法规定,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同时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应由公司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由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因此,股权变更后,变更登记义务主体应为公司。如公司拒不办理变更登记,投资者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予以办理。

     

案例3:杨某某诉刘某某、A公司、朱某某股权转让纠纷案

      裁判要点

      未经授权,无处分权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但事后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获得处分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权利人授权后又反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基本案情

      2006年4月17日,A公司登记开业,注册资本50万元,杨某某持股40%,朱某某持股60%。2009年12月17日,朱某某、刘某某通过案外人刘某红介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两份,主要内容为:朱某某将其持有A公司股权中的3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60%)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某某,杨某某将其持有A公司股权中的2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0%)以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某某。同日,刘某某、朱某某签订股东会决议一份,主要内容为,原股东朱某某将所持股权30万元全部转让给刘某某,朱某某退出股东会。原股东杨某某将所持股权20万元全部转让给刘某某,杨某某退出股东会。协议签订后,刘某某通过案外人刘某红实际支付朱某某股权转让款5000元,后双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中“杨某某”签名均非杨某某本人所签。

1981年12月9日,杨某某与朱某某登记结婚,后于2008年12月16日通过法院调解离婚。

      2017年6月27日,杨某某与朱某某签订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该协议第一条中约定,双方确认共同财产包括:A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杨某某、朱某某为股东,朱某某称已经转卖他人)。协议第二条中又约定,双方对第一条所列财产进行如下分割:A公司,由朱某某自行处理,杨某某不再主张任何权利。

      杨某某提起民事诉讼,杨某某所持有的A公司40%的股权在未经其同意情况下转让给刘某某。股权转让协议中杨某某的签字系伪造,请求判令刘某某、朱某某赔偿损失62.24万元,A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认定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朱某某与刘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变更登记时,并未取得杨某某的的委托,该协议应属效力待定合同。后杨某某与朱某某签订了财产分割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A公司,由朱某某自行处理,杨某某不再主张任何权利”。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所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因朱某某事后取得了处分权而得到补正,该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现杨某某以伪造其签名进行股权转让为由,要求赔偿损失,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于该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法院裁判

      驳回杨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提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事案件量一直持续增加,其中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占据其中很大比例。人民法院应充分发挥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司法职能,切实维护股东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本案中,被告朱某某与刘某某签订关于A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变更登记时,并未取得原告杨某某的的委托,该协议应属效力待定合同。后杨某某与朱某某签订了财产分割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A公司,由朱某某自行处理,杨某某不再主张任何权利”。所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因朱某某事后取得了处分权产生法律效力。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无法得到法院支持。人民法院严格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提供高效司法服务,充分发挥司法指引功能,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案例4: A公司诉B公司,第三人徐某(子)、徐某(女)、董某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

      裁判要点

      A公司是否为B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徐某某、董某某之间是否存在代持股关系。

      基本案情

      2001年C公司改制为A公司。2001年11月13日,A公司登记设立,股东为职工持股会,徐某某、张某等四人,法定代表人为徐某某。董事会成员为徐某某及其他三名股东,徐某某为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2003年1月15日,A公司经董事会研究决定聘董某某为公司副总经理。

      2003年3月3日,A公司召开董事会研究决议一致同意成立新的公司。董事会成员徐某某等四人、职工持股会代表均在决议中签字。

      2003年2月25日,A公司支取603894.3元。

      2003年10月20日,A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免去徐某某A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聘任乔某为A公司法定代表人。A公司于2003年10月22日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手续。

      另查明,徐某某、董某某于2003年2月28日委托董某某全权办理新设公司的名称预核、设立(开业)、变更、备案、注销等事宜,董某某向徐州市工商局申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A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B公司收到60万元,登记股东为徐某某、董某某,其中徐某某出资45万元,董某某出资15万元。

      B公司成立后,在原A公司办公地点开展经营活动,A公司不再实际经营。A公司所有职工转入B公司,工资由B公司发放,至2016年1月,职工社保仍由A公司缴纳。A公司股东在B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等职务。A公司所有的房产交由B公司对外租赁并获取收益,A公司与D公司签订的代理销售合同也由B公司继续履行,A公司和B公司的相关付款、收款等签批手续均由徐某某、董某某履行。

      2014年5月20日,A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将法定代表人乔某变更为徐某某,并至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手续 。

      2016年4月1日徐某某因病死亡,徐某某妻子亦于2010年11月24日因病死亡,二人育有子女徐某(字)、徐某(女)。

      2016年4月5日,A公司召开董事会,作出董事会决议,决定由股东张某任A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2016年4月8日,B公司发布徐百钢(2016)第3号文件,任命张某为B公司法定代表人。

      同日,董某某出具说明一份,内容为:B公司成立于2003年3月5日,注册资本陆拾万元整,徐某某的肆拾伍万元和董某某的壹拾伍万元整,仅仅是以其两人的名义出资,实际出资人系A公司,特此说明。

      2016年5月7 日,董某某、徐某(字)、徐某(女)召开B公司临时股东会,作出临时股东会决议,决定徐小某为B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6年8月4日,A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某。

      法院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法律允许代持股这一形式,但对实际出资人股东资格的确认应符合下列条件:1、隐名股东已依约实际履行出资义务;2、双方存在关于实际出资或代持股的合同约定或事实合意;3、代持股合意不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4、隐名股东若要主张显名化,还需经过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

      就本案而言,从形式上看,B公司的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东为第三人徐某某、董某某,A公司并不符合作为B公司股东的形式要件。

      从实质上看,首先,A公司提供的银行取款凭证、收据、现金账册等证据证明,2003年2月25日至3月3日期间A公司共支取款项603894.3元,A公司支取款项的数额与B公司注册资本高度一致;其次,B公司账户收到注册资本60万元的时间是3月3日,与A公司支取款项的时间区间高度吻合。再次,B公司、徐某、徐某、董某某对A公司提供的董事会决议、银行凭证等出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虽然徐某、徐某称B公司注册资金60万元系其父亲徐某某出资,董某某称B公司注册资金由徐某某操办、其不知道资金来源、徐某某给其25%股权,但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徐某某对B公司进行了实际的投资。最后,董某某于2016年4月8日向A公司出具说明,明确认可B公司注册资本中徐某某的45万元和董某某的15万元,“仅仅是以其两人的名义出资,实际出资人系A公司”该说明与A公司提供的董事会决议和出资证据相互印证。

      综上,A公司提供的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能够使人产生内心确信,应当确认B公司注册出资系原告以徐某某、董某某名义对B公司的出资。该注册出资就A公司和徐某某、董某某而言,权利和义务均归属于A公司。在此认定的基础上,B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工商登记、公司章程中记载的股东不一致,股东的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出现了分离,应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来确定A公司是否有权要求成为显名股东。

      第一、关于双方是否存在代持股约定或事实合意的问题。

      庭审已查明,A公司与徐某某、董某某之间未签订书面代持股协议,董某某对代持股合意亦持否定态度,在此种情况下,应当结合B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股东权利的行使等方面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上的代持股关系作出认定。

      从B公司的运营情况来看,B公司成立后,接收了A公司所有职工,A公司所有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均按原职务在B公司任职,所有资产转入B公司,原有房屋出租、钢材租赁等业务均由B公司继受,B公司办公地点也与A公司一致。

      从股东权利的行使来看,《公司法》第四条的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具体到本案,首先,在资产收益方面,A公司告及第三人徐某、徐某、董某某均未提供参与过分红的证据。

      其次,在参与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方面,对于B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是如何选任,A公司陈述称因B公司为A公司设立,所以所有人员均按原职务在B公司任职,第三人董某某陈述称所有高管人员都是从A公司过渡过来的,自己并不干预人员任用,公司事务均由徐某某负责。依董某某陈述,其并未行使过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均由徐某某负责,而徐某某的身份则较为特殊,其一方面是B公司的登记股东,另一方面也是A公司股东,且其劳动关系一直在原告公司,长期担任A公司法定代表人,履行A公司法定代表人职责,故徐某某作出的决定既可以是以B公司股东身份作出,亦可以是以A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作出。2003年3月3日,A公司召开董事会并形成董事会决议,决定A公司投资设立新公司,徐某某参与了该次会议,其对A公司欲设立新公司是明知的。事实上,正如原告所述,B公司成立后,A公司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均在B公司担任相应的职务,而B公司并未举证就其任免该部分人员另行召开过任何形式的会议,或者发布过相关的任免决定,这说明A公司实际控制着B公司的人员选任,派员参与了B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就公司事务行使相关管理和决策权利,应当认定A公司全面控制了B公司的经营管理,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因此应当认定A公司与徐某某、董某某之间通过实际行为形成由A公司实际出资、徐某某、董某某名义出资的合意。

      第二、关于A公司借用徐某某和董某某名义出资的行为效力问题。

      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A公司借用徐某某和董某某的名义出资,作为B公司的发起人,提供注册资金,在B公司内部享有股权、履行股东义务,该行为没有违反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对投资领域、投资主体、投资比例等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如果设立时存在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第三人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法律途径对自身权利进行救济。

      综上,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渊源,足以认定A公司为B公司全部注册资金的实际出资人,其作为隐名股东主张显名化,不存在需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情形,故本院对A公司的股东身份予以确认,A公司享有B公司100%的股权。

      关于第三人称董某某申请名称预先核准在A公司董事会决议形成之前,故二者没有关联的辩称意见,本院认为,公司的设立和筹划并非朝夕之事,从A公司陆续支取款项的行为和时间来看,A公司早在董事会决议形成之前就已经开始为新公司筹集资金,故B公司申请设立的时间早于A公司董事会决议并不足以否定两者的相关性。此外,该决议名称虽为董事会决议,但A公司股东包括职工持股会代表均在该决议上签字,故不能因其名称为董事会决议而否定其股东实际行使的对外投资权。

      关于第三人称B公司接受A公司资产的对价是承担职工工资、养老退休等内债的辩称意见,本院认为,企业经营必然需要雇佣员工并发放工资、承担社保缴纳义务,B公司另行雇佣员工也会产生上述支出,故第三人将原A公司职工工资、社保等称为“内债”,并主张接受“内债”是B公司接受A公司资产所支付的对价的观点不能成立。被告辩称B公司注册资本的来源不排除拆借、垫资等情形,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纳。

      法院裁判

      确认A公司为B公司股东,并享有该公司100%的股权。

      法官提示

      通常情况下,作为一名适格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当是向公司出资并记载于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中的主体。从实质要件看,股东资格的取得必然基于股东的投资,因此股东资格的认定首先要看该股东是否实际向公司出资。从形式方面看,投资人因向公司出资而成为股东必须借助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包括股东姓名或名称被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当中。因此从形式上讲,凡是股东名称被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者,即可推定其具有股东资格。但现实中存在实际出资人、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中的股东信息并不一致的情况,即股东的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相分离,代持股关系就属于此种情况。为保护投资人利益,法院在审理中应结合出资、管理、收益分配情况等识别真正的股东,而非仅以工商登记等形式要件作为认定股东的依据。

     

案例5:潘某某与A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裁判要点

      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如股东不具备专业的财务知识,难以通过自行查阅实现了解公司经营状况的目的。在此情形下,股东委托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协助查阅,有助于股东行使知情权的目的得以实现,且我国法律法规对此亦未予以禁止。

      基本案情

      A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潘某系A公司股东,A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定:股东享有如下权利:……(二)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2014年12月31日,潘某某委托江苏某律师事务所某某律师向A公司通过特快专递方式邮寄了律师函,以为更好地行使股东知情权利,为公司发展尽股东的义务为由,要求查阅、复制自2006年1月18日至现在的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及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及原始凭证。潘某某还提出,对于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及原始凭证,因其不具备专业的财会知识,故应准予其委托的具备专业知识的第三人查阅。2015年1月9日A公司向江苏某律师事务所回函,内容为:来函收悉。经公司研究,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同意我公司股东本人了解查阅公司经营状况及财务资料。并于72小时前告知我公司,以便于工作安排。未经股东会同意,严禁其他人员查阅我公司的财务资料。

      潘某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查阅、复制自2006年1月18日以来的公司股东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及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等)。A公司辩称:仅同意原告查阅、复制股东会会议记录、会计报告,不同意原告复制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包括原告诉请括号内的内容。对于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仅允许原告本人查阅,不同意由非股东的专业人员查阅。原告诉请超出法定诉讼时效,不应支持自2006年1月8日至2014年12月期间的请求。

      法院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15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另A公司章程中亦约定了股东有权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故潘某某要求查阅、复制公司股东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的诉讼请求,因符合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依法应予准许。根据《会计法》的有关规定,会计账簿是根据会计原始凭证制作的,要保障充分、真实、全面了解公司会计账簿的由来,应当一并了解其会计原始凭证,本案中A公司亦同意潘某某查阅财务凭证,故潘某某要求查阅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的诉请予以支持。但公司的会计账簿包括有关的会计凭证,反映了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金、财产使用情况及公司的收支情况,法律虽然规定股东有权查阅,但未规定股东有权复制,且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封闭性特点,其财务账簿及凭证涉及到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商业秘密等原因,因此潘某某要求复制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但股东是自行查阅还是委托他人查阅,或是要求他人协助查阅,我国公司法对此未予明确规定。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如股东不具备专业的财务知识,难以通过自行查阅实现了解公司经营状况的目的。在此情形下,股东委托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协助查阅,有助于股东行使知情权的目的得以实现,且我国法律法规对此亦未予以禁止。因此,潘某某有权委托具有专业知识的第三人协助其行使知情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股东知情权系股东基于其股东身份享有的固有权利,在性质上不属于债权请求权,其权利的行使依法不受诉讼时效的规制,因此,A公司认为潘某某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法院裁判

      一、A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提供其公司自2006年1月18日以来的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潘某某查阅,提供股东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供潘友才查阅、复制。二、驳回潘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提示

      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享有知情权,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有权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由于公司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股东有权委托具有专业知识的第三人协助其行使相应的知情权。

     

案例6:陈某某、裴某某诉A公司、第三人许某某、祝某某、张某某、王某某、颜某某公司解散纠纷一案

      裁判要点

      虽然股东之间存在矛盾,导致公司连续两年以上未形成有效的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为由,其有权提出公司解散之诉,但股东个人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到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的约束,不得损害社会公众利益;且在持股比例达64%的股东不同意解散公司的情况下,股东之间的纠纷,并非必须通过公司解散来加以解决。

      基本案情

      A公司成立于2007年6月18日,公司经营范围中许可经营项目为房地产开发、销售等。公司成立后股东发生数次变更,公司现有股东及出资比例为:许某某,持股比例为28%;陈某某,持股比例14%,裴某某,持股比例11%;王某某,持股比例14%;祝某某,持股比例11%;颜某某,持股比例11%;张某某,持股比例11%。

      2012年11月25日,A公司七位股东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以下决议:一、公司注册资本金5000万元。由于公司经营“欧洲城”项目土地款和契税1.52亿元,所以公司内部按月息5分融资,以2009年9月28日为股本金到账计算日,未按时足额缴齐股本金的也按月息5分倒扣计算补齐股本金。截至2010年4月22日,每个股东以实际款到公司时间、数额计算结齐股本金,多出部分算作内部股东融资。截至2010年4月22日许某某按34%股,欠股本金573.7万元;张某某按10%股,余25.45万元;祝某某按10%股,余288.8万元;裴某某按10%股,余625万元;颜某某按10%股,余147.15万元;陈某某按13%股,余424.89万元;王某某按13%股,余299.35万元。二、公司股东名义内部借款融资给公司使用,按月息5分计算,计算方法,短期借进并还款一部分已按5分结息,另一部分只拿借款本金,未拿利息,按照付款日应拿多少利息同样计算;借进未还款的,按照月息5分一年一滚动结算至2012年10月22日(附2012年10月22日每个股东融资给公司款明细表)。三、许某某从34%股权中退出6%股,分别给陈某某、王某某、张某某、裴某某、祝某某、颜某某六位股东每人增加一股,不再到工商部门办理转股手续。四、由于许某某欠273.7万元股本金,同意此273.7万元算作许某某借公司款、按月息3分计息一直至2013年6月22日本息还清(不计复利)。五、公司向每位股东融资,经财务核算,截止2012年10月22日,公司欠许某某478.17万元,公司欠王某某1196.30万元,公司欠陈某某4965.02万元,公司欠裴某某3559.2万元,公司欠张某某1005.18万元、公司欠祝某某1204.05万元、公司欠颜某某95.13万元(如有疑义与财务最终核算为准)。六、2012年10月22日以后,公司欠股东融资款的按照月息4分,按季结息、付息。七、公司账面上有资金,除保证必须的公司付工程税费等各项支出外,立即偿还股东融资款,并按各股东融资款比例付还……。该份股东会决议由全体股东签字确认。

      案外人孙某某以其系A公司的隐名股东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A公司2012年11月25日通过的上述股东会决议中的第一项、第二项及第六项中关于借、还款利息的约定内容。该院审理后查明,2009年9月30日,孙某某通过第三人王某某向A公司开发的徐州某房地产项目投资250万元,占总股份的5%。该院认为:孙某某通过名义股东王某某向A公司出资250万元,且孙某某于2014年12月26日向A公司披露了其实际出资人的身份,认定孙某某具有撤销股东会决议的诉讼主体资格;关于股东会决议向股东支付高额的融资利息,系A公司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因公司资金运作困难作出的合理的商业决策,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虽然,向股东支付的融资利息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保护范围,但基于公司股东这一特定身份,该利息的含义并非民间借贷的利息,亦包含了投资收益分配的内容,属于公司自治范围内正常的、合理的商业判断,并无不当。基于此,该判决驳回了孙某某的诉讼请求。

      2015年5月14日,案外人魏某某以A公司、许某某为被告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该案经审理判决,A公司向魏某某支付借款本金15879054元及利息,许某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案判决后,A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予以维持。

      法院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之规定,公司解散需要包含三个条件:1、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2、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3、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该条赋予股东在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时,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情形下,解散公司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作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本案,A公司自2012年11月25日召开股东会议后,已经持续两年以上未召开股东会,无法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A公司的经营管理已经发生严重困难,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股东要求解散公司,还需要满足“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两个条件,且被告A公司经营的涉房地产项目,在判断该公司应否解散时,不仅要考虑股东利益还应考虑社会公众利益,被告A公司经营的系房地产项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涉及众多购买者的利益,被告A公司应当承当更大的社会责任。

      因A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项目,且该公司开发的“欧洲城”项目尚未完全结束,相关房产亦在销售过程中,如果A公司解散,则导致A公司自行清算或人民法院的强制清算,其开发的“欧洲城”项目将无法按期完成交房手续,已销售的房屋无法按约完成房屋产权登记,其与施工方签订的合同将无法履行,上述违约将增加公司义务,进而损害股东的合法权益,故A公司解散反而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公司解散的条件之一为“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公司解散是作为股东矛盾无法解决的最后保障。本案中的主要矛盾之一,系A公司无法按照2012年11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支付5分利息,因原告股东身份的特殊性,但该5分利息的性质,已被法院认定为非民间借贷的利息,亦包含了投资收益分配的内容,且该份判决书已经生效,故对该部分投资收益的分配,并非一定通过公司解散才能进行分配;本案的另一矛盾为陈某某、裴某某认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某某通过自己名义或以被告名义对外进行举债,或以被告名义为许某某的个人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导致公司资产被人民法院查封,从而损害股东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二款“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十一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陈某某、裴某某认为许某某的行为造成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利益受损,可以通过上述途径解决,并非需要通过要求解散公司来得到解决,因此,陈某某、裴某某与A公司及许某某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解决。

      A公司的现有股东中许某某、张某某、祝某某、王某某明确表示不同意解散公司,其四人持股比例达64%,在此情况下解散公司,将使更多股东利益受损。

      法院裁判

      驳回陈某某、裴某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提示

      公司解散纠纷诉讼中,判断公司是否符合解散条件,需要审查公司现状是否符合以下三点:1、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2、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3、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除此之外,由于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会涉及社会公众利益,公司的解散是否会对社会公众利益造成损害,亦应当予以审查。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定期召开股东会,重大决策事项交由股东会表决,防止公司高管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案例7:迟某某诉A公司、杨某某新增资本认购纠纷案

      裁判要点

      增资协议属于合同的一种,其履行与解除问题,除受《公司法》调整外,还应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中,A公司未能顺利完成股份改制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及协议约定向出资人返还认购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基本案情

      A公司系一家电子科技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11月18日,A公司的股东杨某某作出决定,将公司原注册资本550万元增加到6850万元,由有限责任公司转化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1月24日,迟某某(甲方)与A公司(乙方)签订了认购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甲方本次认购30万元整,应于2016年11月24日前向乙方指定账户足额缴纳认购款;乙方在收到甲方认购款后40个工作日或者双方另行书面协商一致的时间内,召开股东大会进行股份公司改制;在认购完成日前,如果出现因不可抗力或其他合理原因导致本次定向增资及股改无法实现,可终止本协议;终止本协议后,根据本协议已经产生的且应继续履行的权利或义务不受影响。2016年12月14日,双方再次签订了认购协议一份,约定迟某某本次认购70万元整,应于2016年12月14日前向A公司指定账户足额缴纳认购款,双方约定的其他内容与2016年11月24日的认购协议内容相同。迟某某分别于2016年11月30日、12月14日各向A公司缴纳认购款30万元、70万元,合计100万元。后,A公司未能顺利完成股份改制,双方遂协商解除了认购协议。按照约定,A公司应当及时向迟某某返还上述认购款100万元,但其仅返还了25万元,尚欠75万元。

      迟某某要求A公司返还出资款75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75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7年1月30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杨某某对该债务的清偿承担连带责任。经法院组织调解,A公司陈述其不存在违约问题,同意从2018年6月份开始,每月向迟某某返还认购款10万元,直至还清75万元,并同意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相应利息。迟某某不同意A公司的还款时间、还款金额及计息标准,双方未达成一致。

      法院认定

      迟某某与A公司之间的认购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迟某某按照约定向A公司缴纳了100万元认购款,但A公司未能按照约定在收到认购款后40个工作日内,召开股东大会完成股份改制并依法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后,双方协商解除了认购协议。既然认购协议已经解除,A公司则应当及时向迟某某返还认购款100万元,但其仅返还了25万元,尚欠75万元。因A公司未按照约定足额返还认购款,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日万分之十过高,迟某某主动调整为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并要求以7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30日计算至付清之日。迟某某的该项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A公司是杨某某投资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杨某某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裁判

      一、A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迟某某返还认购款75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75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7年1月30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杨某某对上述债务的清偿承担连带责任。

      法官提示

      本案系有限责任公司与新出资人因公司改制未成是否返还认购款而引发纠纷的案件,是一起涉公司法的典型案件。公司发展前景看好,资本的需求量必然加大,这时就需要调整。邀请原有股东以外的其他人出资,是公司增加资本的一种常见方式,也是公司调整股东结构和持股比例的一种有效方式。但是,公司尤其是一些个人独资的小型公司在面对增资扩股、股份改制等重大事项时,应当严格审视其自身是否已经具备相应条件,是否已经按照《公司法》规定完成了相应程序,切不可盲目行事,导致增资、改制不成的法律后果。如公司未能按照计划顺利完成增资扩股,则应当按照《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及协议约定,向出资人返还认购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案例8:A公司诉毕某某、桑某某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裁判要点

      公司的注册资本对公司的债权具有担保作用,公司不当减资行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股东依法应在减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B公司于2007年11月19日登记设立,注册资本50万元。2011年11月29日,经股权转让,被告毕某某、桑某某成为该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20%、80%,并由毕某某担任该公司监事、桑某某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2年8月24日,B公司决议增资250万元,增资后,毕某某、桑某某所认缴的出资分别为60万元、240万元。

      2014年8月11日,B公司决议减少注册资本270万元,减资后,毕某某、桑某某的出资额分别减少54万元、216万元。此后,B公司发布减资公告,并针对减资事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但未向A公司等已知债权人发出书面通知。2015年4月29日,被告毕某某、桑某将其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李某某、马某某。

      2014年6月5日, C公司向A公司借款398万元(第一笔借款),并签订了《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B公司作为保证人,与A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双方约定,B公司自愿为上述《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本金人民币112万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及为实现债务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等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无论A公司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等担保方式),B公司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均不因此减免;如B公司只对主合同项下的部分债务提供保证,则B公司同意,即使因债务人清偿、乙方实现其担保权利或任何其他原因导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部分消灭,B公司仍应按照本合同约定在保证范围内对尚未消灭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B公司发生减少注册资本金或者因任何原因丧失或可能丧失担保能力的,应立即书面通知A公司,并按照A公司要求落实本合同项下保证责任的承担、转移或承继,或为主合同的履行提供乙方认可的新担保。桑某某作为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合同上签名。

      2014年11月5日,C公司又与A公司分别签订两份《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分别为700万元、548万元,借款期限1年。合同签订后,A公司按约定发放了该贷款(第二笔借款)。该借款由案外人D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11年6月7日,案外人马某某、李某某等四人作为抵押人与A公司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分别以其所有的位于温州市鹿城区的两处房产为C公司与A公司在2011年6月7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签订的借款合同等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为376万元、325万元的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2013年10月和2014年11月,马某某、李某某于分别与A公司签订《保证合同》,自愿为C公司与A公司签订的上述借款合同等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借款到期后,C公司未按约定全额偿还借款本息,其他各担保人亦未履行相应的担保责任。经诉讼、执行,上述抵押房产被依法拍卖处置,并先后拍卖成交,可用于执行分配的款项分别为2559001.25元和1975150元。2017年3月1日,A公司提交书面申请,请求将房产处置价款用于归还借款本金,后朝阳区人民法院将上述款项向A公司清偿了第一笔借款的剩余本金3917956.78元(2559001.25元+1358955.03元),其余款项616194.97元,用于清偿上述第二笔借款的部分本金。截至2017年8月6日,第一笔借款尚欠逾期利息932873.81元、复利9816.71元、273211.05元,合计1215901.57元。因C公司、B公司及其余被执行人名下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故所欠款项未能全部执结。

      因B公司无法清偿A公司的涉案债权,故A公司即提起本案诉讼,诉请判令被告毕某某、桑某某在300万元及相应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9月29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范围内,就B公司对C公司所欠A公司借款本金112万元及其相应期内未付利息、逾期利息、复利[截至2017年8月6日,共计366139.27元]共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法院认定

      一、关于A公司对B公司是否享有债权,享有债权的金额如何认定的问题。

      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认,C公司应偿还A公司第一笔借款本金及利息,B公司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故毕某某、桑某某辩称该借款用途系借新还旧、 B公司不知情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主张无事实依据,依法不能成立。

      涉案债权经朝阳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抵押物进行处置后,可用于分配的款项为4534150.25元(2559001.25元+1975150元),该款项清偿第一笔借款本金后,剩余616194.97元,应优先冲抵第一笔借款所涉债务。清偿之后,截至2017年8月6日,第一笔借款剩余利息(包含逾期利息、复利、迟延履行)为599706.6元(1215901.57元-616194.97元)。

      A 公司与B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主合同债务部分消灭的,B公司仍应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在保证范围内对尚未消灭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如上所述,因主合同项下尚剩余利息未清偿,故,B公司仍应对A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根据该保证合同约定,B公司对第一笔借款中本金112万元及所产生的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因此,截至2017年8月6日,A公司对B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为366140.62元。

      二、关于毕某某、桑某某应否对B公司本案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问题。

      B公司于2014年8月11日作出减资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由300万元减少至30万元,其中,毕某某出资减少54万元,桑某某出资减少216万元。B公司作出该减资决议时,A公司仍系其债权人,且B公司对此应为明知。B公司未按上述法律规定,以有效的形式通知A公司,致使A公司未能及时要求B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B公司该减资行为应系不当减资。

      现B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即B公司无法清偿A公司涉案债权,故,毕某某、桑某某应在各自减资本息范围内对B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毕某某、桑某某认为其二人并非实际出资人,不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2014年9月28日,B公司在工商机关办理了该减资变更登记,因此,毕某某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范围为54万元及利息(以54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4年9月28日起计算);桑某某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范围为216万元及利息(以216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4年9月28日起计算)。A公司认为毕某某、桑某某应在300万元及相应利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

      法院裁判

      毕某某、桑某某对B公司欠付A公司的债务366140.62元及利息(计算至2017年8月6日,之后利息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毕某某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范围为54万元及利息(以54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4年9月28日起计算);桑某某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范围为216万元及利息(以216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4年9月28日起计算);驳回A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据此,在公司减资情形下,公司应注重履行减资信息的披露义务,及时在法定期限内发出通知并刊登减资公告,对于已知债权人,应采取直接通知等有效的方式,保障公司债权人全面获悉减资信息。该案中,由于B公司未按上述法律规定,以有效的形式通知债权人,致使债权人未能及时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B公司的减资行为应为系属不当减资,该减资行为削弱其自身的债务清偿能力,损害了债权人利益,故而,受不当减资损害的债权人依法有权要求公司股东在减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案例9:A公司诉B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裁判要点

      在无证据证明参与合并的公司均符合破产条件且破产清偿率相同的情况下,先合并、然后直接破产的公司终止方式,违背公司合并制度立法目的,违法越过清算环节,损害原资产状况相对较好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构成侵权。作出该合并决定的股东系侵权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合并中未履行法定通知义务,造成债权人丧失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机会,构成侵权。相应的侵权主体应根据未履行法定通知义务的原因具体分析判断。

      基本案情

      A公司因与C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决C公司向A公司赔偿损失、给付管理费。在该案判决执行过程中,A公司与C公司、D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确定C公司应向A公司支付14274625.29元,并约定由D公司对和解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因C公司未按和解协议履行义务,法院作出民事裁定,追加D公司为被执行人。

      D公司设立时为中外合资企业,股东为E公司、F公司。公司于2012年2月将股东变更为B公司、F公司,于2013年7月1日变更为B公司独资,公司性质变更为国内法人独资企业。2013年7月25日,D公司股东B公司作出决定,将D公司无偿并入C公司,D公司的债权、债务全部由C公司承继。同日,D公司、C公司签订合并协议。2013年9月16日,工商管理局受理D公司的注销申请,并准予注销登记,D公司并入C公司。2013年7月26日、8月8日、8月21日,D公司、C公司3次在江苏经济报发布合并公告。D公司2012年度的年检报告显示,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93880876.3元。庭审中,B公司陈述,D公司并入C公司时未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在公司合并时,D公司实际已没有资产。

      C公司系国有企业新沂造纸厂改制而来,设立时股东为D公司、F公司。2013年7月12日,C公司股东变更为D公司,企业性质变更为国内法人独资企业。2013年9月13日,C公司股东由D公司变更为B公司。2013年10月11日,C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法院于2013年10月12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C公司的破产申请;于2014年1月30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宣告C公司破产;目前,该案破产程序仍未终结。C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时提交的审计报告(新正泰专审字(2013)*号)显示,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162939705.18元。

      2013年9月16日,徐州市新沂行政工商管理局受理D公司的注销申请,并准予注销登记,D公司并入C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上注明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

      A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B公司赔偿A公司损失14274625.29元。

      法院认定

      关于在D公司并入C公司过程中,B公司是否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行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首先,公司合并应当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确保公司债权人在债务人公司合并前进行权衡、作出判断,以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利益。其次,D公司并入C公司时,虽在相关报纸上进行了公告,但并未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通知已知债权人A公司,导致A公司没有及时得知合并情况,A公司也无法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因此,D公司与C公司合并的程序上存在瑕疵,损害了债权人A公司的合法利益。第三,虽然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合并时通知债权人的义务人是公司,但公司合并系公司股东会决议的结果。D公司并入C公司时,系法人独资企业,B公司系其唯一股东,D公司的合并及合并程序如何进行完全取决于其股东B公司的意志,因此,D公司与C公司合并过程中,B公司主观上存在过错,损害了D公司债权人A公司的合法利益。

      关于A公司要求B公司赔偿损失14274625.29元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前已论述,由于在D公司与C公司合并过程中,公司股东B公司主观上存在过错,导致债权人A公司未能及时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虽B公司主张在D公司与C公司合并时,D公司已无有效资产,无法清偿公司债务,但在两公司合并时,未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编制资产负债表、财产清单,致使现已无法查明两公司合并时D公司的资产状况。载有D公司合并前最近一次审计情况的D公司2012年度年检报告显示,D公司2012年期末所有者权益合计93880876.3元,该数额大于D公司欠付A公司的债务14274625.29元,且B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两公司合并时D公司资产状况及是否具备偿债能力,应推定在两公司合并时,D公司尚具有偿还A公司债务的能力,因此,A公司主张要求B公司赔偿损失14274625.29元,予以支持。

      法院裁判

      B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A公司损失14274625.29元。

该案B公司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针对于公司合并的程序要求、实体方面均作出规范,明确了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规则,即债权人享有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同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

公司合并时,虽在相关报纸上进行了公告,但并未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通知已知债权人,导致债权人没有及时得知合并情况,无法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因此,公司合并的程序上亦存在瑕疵,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合并时通知债权人的义务人是公司,但公司合并系公司股东会决议的结果。尤其如同本案中D公司并入C公司时,系法人独资企业,B公司系其唯一股东的情况下,D公司的合并及合并程序如何进行完全取决于其股东的意志,因此,作出该合并决定的股东主观上存在过错系侵权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案例10:罗某某诉A公司、王某某、孔某、孔某某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裁判要点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领取了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后不再经营、不予清算,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公司股东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法治是营商环境建设之准则,公平正义是法治营商环境必要条件,法治营商环境既要求为企业、个人创新、创业创造竞争有序的良好法治环境,同时也要严厉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A公司于2001年10月注册成立,股东为王某某、孔某、孔某某。2006年A公司被拆迁,该公司获赔680万元补偿款后不再经营。2012年7月,该公司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但公司始终未注销,未清算。

      罗某某因A公司于2006年间欠其货款65万余元长期催要不还,于2013年8月提起诉讼。2014年4月,法院作出了判决,判决A公司偿付罗某某货款91万余元,A公司上诉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维持原判。罗某某申请执行后A公司未履行偿还义务。为此罗某某再次诉讼,请求A公司股东王某某、孔某、孔某某对A公司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法院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当于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本案A公司公司在2001年注册成立,但2012年7即被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此后王某某、孔某、孔某某作为公司股东在获益后,迟迟不履行依法清算义务,导致罗某某因此对A公司享有的债权长期得不到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债权人主张其在造成损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第十九条亦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A公司股东获得680万元拆迁补偿后,即不再露面,公司不再经营,直接导致本案原告债权长期得不到清偿,在申请执行以后,无法查找该公司财产,三被告因此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权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上述规定,王某某、孔某、孔某某,作为A公司股东,应就本案罗某某对A公司享有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院裁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三款、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王某某、孔某、孔某某,对A公司所欠罗某某债务在申请执行标的91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官提示

      为避免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依法清算公司债务,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等,系公司解散法定事由,公司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该条款立法目的之一在于防止股东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本案即是一起典型的股东拒不清算而损害公司债权人的案例。A公司股东王某某、孔某系夫妻,孔某某系孔某胞姐,该公司被拆迁获得巨额补偿款后,股东没有用于偿还公司债务,致使罗某某就已生效文书申请执行、因公司无财产被裁定终结执行,A公司股东逃避债务意图十分明显。本案A公司于2006年获得拆迁补偿后即停业、且在2012年7月被吊销营业执照后,长期不予清算,该公司股东亦未向法院就未清算原因作出合理说明,也未提供合法处置公司资产的相关证据。因此,本案债权人就其对A公司享有债权要求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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